根據戰略性礦產國內找礦行動“十四五”實施方案，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將突出緊缺戰略性礦產，以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不斷增強國家能源和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能力。那么，哪些屬于緊缺戰略性礦產？哪些是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緊缺戰略性礦產？哪些是可以通過發揮各類市場的主體作用來取得找礦突破的，哪些又是必須由政府主導才能取得突破呢？ 對于礦產資源的分類，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并且同礦產資源的屬性密切相關。按照工業用途和采選冶的加工特點，我國一般將礦產資源分為能源礦產、金屬礦產、非金屬礦產、寶玉石礦產和水氣礦產。其中，金屬礦產又分為黑色金屬礦產、有色金屬礦產、貴金屬礦產、稀有金屬、稀土金屬礦產和分散元素礦產（也稱為稀散金屬礦產）。有關部門還專門編輯《礦產資源工業要求手冊》，以供礦產勘查評價時參考，而不同礦種又編制有相應的勘探規范，如《磷礦地質勘查規范》《地熱資源地質勘查規范》《鹽湖和鹽類礦產地質勘查規范》等。近年來又強調了關鍵礦產、關鍵金屬、戰略性礦產、戰略性新興產業礦產、非常規礦產等。顯然，這些說法并沒有現成統一的分類標準，也沒有公認的分類體系，是不是“關鍵”，是不是具有“戰略意義”，都沒有也難以形成一致意見，因為不同國家、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經濟條件下，某一種礦產資源是否具有戰略意義或者是否具有關鍵性，往往取決于外部條件而不局限于該礦種的自身特點，即其物理性質、化學性質及其冶金加工、工藝美術性能。 在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中，將目標礦種分為緊缺能源礦產（包括石油、天然氣、頁巖氣、煤層氣和鈾礦）、緊缺金屬礦產（包括鐵、錳、鉻、銅、鋁、金、鎳、鈷、鋰、鋯、鉿、鈮、鉭、鈹、錸）、緊缺非金屬礦產（包括鉀鹽和硼礦）、優勢礦產（包括煤炭、鎢、鉬、錫、銻、釩、稀土、銦、鍺、鎵、晶質石墨、螢石和磷礦）。顯然，這樣的分類是基于當前我國探明礦產資源的稟賦特征來界定的，也是相對的，尤其是相對于產能的需求來界定的，并不體現其自然屬性，也不完全體現其經濟屬性。比如，水泥灰巖、地下水、建筑用砂石料等用量巨大的礦產資源，并沒有被考慮在內，而錸這樣的小金屬無論是用量還是經濟價值均不能與水泥灰巖、地下水、建筑用砂石料這樣的礦種相提并論，只是因為其在某些特定高端技術裝備制造業領域的特定用途而被列為“緊缺金屬礦產”，其實是起到了提醒大家重視的作用，并不是真的稀缺。實際上，在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的過程中，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即便是水泥灰巖、地下水、建筑用砂石料這樣的礦產資源也可能變得“緊缺”，以至于影響重大工程的建設進度和人民群眾的生活。 在《戰略性礦產國內找礦行動“十四五”實施方案》中厘定的36個目標礦種中，既有石油、天然氣、煤炭、鐵、錳這樣的大宗礦產，也有鋰、鋯、鉿、鈮、鉭、鈹、錸、稀土、銦、鍺、鎵這樣的用量不大的“小宗”礦產。實際上，我國急缺的小宗礦產，還應該包括鉑族金屬和惰性氣體。從資源的稀缺性和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趨勢來分析，稀土金屬、稀有金屬、稀散金屬、稀貴金屬和稀有氣體，這五大類帶“稀”的礦產，可以統稱為“五稀”礦產。其共同特點是，用量不大，一般年消耗量不超過20萬噸甚至只有幾噸，但其“四兩撥千斤”的意義非常大。以往也把這樣的礦產資源稱為“工業的味精”，起到提升附加值的作用；但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現狀與發展趨勢來說，其意義遠遠不是經濟價值所能涵蓋的。 比如稀土，無論是輕稀土還是重稀土，其市場流通領域中的經濟總量無法與鐵、煤炭、石油相比，但我國要想實現跨越式發展，要想彎道超車，只把煤、鐵、石油做大做強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這些領域的技術和產能，我國已經處于世界先進行列），還離不開“五稀”礦產。“五稀”礦產起到的是畫龍點睛的作用，而不僅僅是錦上添花，不僅僅是味精的作用。也就是說，“五稀”礦產不只是具備礦產資源所共有的自然屬性、經濟屬性、環境屬性，能夠形成一系列產品、產業、產能基地，能夠構成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還具備藥引子的作用。一旦這些礦產資源的供應鏈被切斷，則不但其自身的工業體系將面臨崩潰，也必然牽連到相關的其他行業。例如，俄烏沖突一爆發，氦氣的供應就緊張，因為我國也從俄羅斯、烏克蘭進口氦氣，也大量地從美國進口，而沒有了氦氣，許多先進儀器設備、精密加工工業甚至國防尖端工業都將受到致命打擊，連需要在隔絕空氣條件下進行的科學實驗、醫療衛生等關乎民生的日常工作也難以展開，或者只能降低標準、精度、效果。 由于“五稀”礦產屬于“小宗礦產”，也是“小眾礦產”，不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熟悉，即便是地質勘查的專業人員，也不一定熟悉此類礦產的稟賦特征、成礦規律、評價手段及找礦方法，甚至連采樣方法都沒有現成的規范，對應的資源儲量如何計算也尚未現成技術標準，或者是現有的技術規范、行業標準、管理范式都已經落后了，不適合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的新要求。 如氦氣的采樣，沒有特定的儀器設備，沒有嚴格的技術要求，是很難采集到具有代表性的樣品的。再比如，鉑族金屬，以往曾經出現過令人疑惑不解的情況。在重慶某地的黑色頁巖中發現有鉑族礦物，但化學分析測試的結果是低于檢測限。究竟是真的有鉑礦，還是地質人員造假？長期爭論，導致鉑礦的找礦工作也停滯不前。后來才發現是實驗室的分析測試所采用的方法，本身是有規范的，“有法可依”的，但沒有“對癥下藥”。實際工作中此類現象屢見不鮮，比如用測定微量元素含量的辦法來測定礦石中稀有金屬的含量，而全然不顧其基體效應。 又比如，銣礦，近年來成為明星礦產，不斷出現新聞效應。但目前我國還沒有制定銣礦地質勘查的規范或相應的技術要求，如何科學評價其經濟價值，尚在探索之中，但“第一本獨立銣礦的采礦證”已然頒發。銣，雖然價格很高，但目前主要是在實驗室使用，實驗室的購買量一般不會太大，因此總的市場需求量也不大，全世界一年也很難超過10噸。因此，我國仍然將其作為伴生礦產對待，一般是在開采稀有金屬的過程中從含銣礦物（如云母）中順便回收，在《礦產資源工業要求手冊》中給出的也是其作為伴生礦的“品位”（邊界品位0.04%~0.06%Rb2O），而不是獨立礦床的工業要求。但有的單位就用0.04%來圈定所謂銣的礦體，其實是概念性錯誤。顯然，將伴生資源的品位要求作為獨立開采礦床的工業要求，勢必鬧笑話，甚至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此外，實驗室的選冶試驗結果與工業化生產也不能等同看待。實驗室不但可以分離礦物，甚至可以提取某種金屬單元素，這是實驗室的本職工作。為了達到選出礦物、提取金屬元素的目的，往往是不計成本的。因此，對于一些“新類型礦產”，只有實驗室選冶結果而沒有半工業試驗、工業試驗的選礦結果，無論資源儲量如何巨大，原則上是不能作為工業設計的依據的。對于傳統礦產，所謂的儲量，其前提就是與已知礦床可以類比，現有的技術是可以解決采選冶問題的，是可以工業化開采利用的。如石英脈型的黑鎢礦，即便是不開展實驗室選礦試驗，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其選礦技術是成熟的。而對于“黏土型鋰礦”“云英巖型銣礦”這樣的“新類型關鍵金屬礦產”，需要開展一系列的試驗，重新制定邊界品位和工業品位，不能直接套用《礦產資源工業要求手冊》中的數據。即便是開展了試驗，也要意識到實驗室的小試結果與工業化、規模化生產的結果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而這一點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山東省地礦局第六地質大隊全體地質工作者的回信中明確指出，要“積極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加大勘查力度，加強科技攻關，在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中發揮更大作用”。因此，在對“五稀礦產”進行找礦評價時，同樣不能忘了環境評價。 比如，我國西南已經發現若干規模“巨大”的“黏土型鋰礦”，頻頻產生轟動性的新聞效應，甚至影響到對偉晶巖型鋰礦的勘查。因為偉晶巖型鋰礦的規模往往不大，10萬噸的氧化鋰就是大型規模了，而“黏土型鋰礦”動不動就是100萬噸以上甚至500萬噸以上。其實，姑且不論其規模大小，“黏土型鋰礦”如何開發利用？實驗室可以用強酸、強堿來破壞黏土礦物的晶格以“釋放”出其中的鋰，但田間作業如何使用強酸、強堿？即便是允許，按其一般不到0.5%的含量，99.5%的廢渣如何處理？能實現無尾礦生產嗎？因此，盡管有的地方政府投入很大，進行招商引資，但“綠水青山”是萬萬不能忘的。學術界也要實事求是地把開采“黏土型鋰礦”的環境代價公之于眾，不能只強調其規模之大。實際上，“黏土型鋰礦”并不是什么新類型，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知道了，但也正因為環保不過關而被棄置不用。也就是說，在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中，不能因為是“戰略性緊缺礦產”，就忽視了環境保護，其后果將是再一次把地勘工作置于被動。 總之，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突出“緊缺戰略性礦產”，突出重點，破解難點，專注痛點，是從滿足我國工業、農業及其他相關行業的現實需要來考慮的，無可厚非，但也應該兼顧其他礦種，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角度來找礦。對于中國這么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沒有哪種礦產資源是不需要的。何況，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中國也在向全世界供應礦產資源，如稀土、鎢、錫、鉬、銻及其制品，大部分是出口的，也是在滿足全世界的需求。因此，只強調“對外依存度”是不夠的，還不能忘記“對外貢獻度”。（來源：中國礦業報）
